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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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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文字學視域下的書法定位

發布人:發布時間:2019-01-22

  

袁鋒

(北京大學書法碩士)

 

  漢字是中華民族經歷幾千年的發展而獨創的語言文字,民族性似乎與生俱來。但在章氏看來,漢字的民族性,不僅僅是“繳繞文字”那么簡單。章氏的小學的研究,是現代語言學的開山之作,同時也將其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他再三強調,小學(文字學)是國學的根本,教化的開端,不是簡單的“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而應:“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1]故而“以為文學故訓,必當普教國人?!边@就是說,漢字是民族的立身立國之本,其功能無可替代。如果離開了這種安生立命的文字與語言,中華民族將無以立足。

  從章氏的文字學中,我們可以領悟到雙重含義,一是以國粹激動種性,二是不棄己之長,不攘人之善。堅持漢字的民族性,吸收各民族的長處。

 

  (一)以國粹激動種性—書法的定位

 

  章太炎旅居日本時,曾經是《民報》的主編,并主辦過“國學講習會”和“國學振興社”等活動,號召振興國學。 他曾經撰文指出:國學是一國的立國之本,國家競爭的根基,單靠國學,當然不足以立國,但如果國學不興,國家想要振興也是不可能的。他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大興國學,否則:“即將影響于國家之存滅?!?/span>[2]1905年,在歡迎章太炎到東京的大會上,章太炎更是直接提出了“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3]的著名主張。

  章氏之所以將國粹提高到如此高度,與他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1906年有一些日本人提出“漢字統一會”之說,并在國內得到相當的響應,如端方和張之洞都是“漢字統一會”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并受邀出任會長。當時正值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對中國野心勃勃。在這種情況下提出所謂的“漢字統一會”,無論以什么理由,都可以說是別有用心的。而對于語言文字極為看重的章氏對此不會沒有察覺。

  當時的中國,國學與西學處于激烈的沖撞之中,各方各界都希望能革除舊弊,振興我們的民族,因此難免會有各種聲音,有些甚至是矯枉過正的激進之論。如有些人認為漢字是我們民族進步的一個障礙,而西方拼音文字是西方強盛的一個原因。對于漢語漢字的改革,有吳稚暉力推的“萬國新語”;有康有為構建的“地球萬音室”??凳险J為世界大同,應該用統一的語言文字,并認為語言文字只是出入人耳,因此:“無體不可,但取易簡,便于交通者足矣”[4] 而要求漢字拼音化的呼聲,在五四運動之后,也一度高漲。學者如傅斯年認為漢字起源野蠻,字形奇異,難識不便,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span>[5]其實除了傅斯年之外,持類似激進觀點的還有蔡元培,陳獨秀,甚至包括章氏的弟子錢玄同。這在社會劇變之時,反映各方期盼中國強盛的殷殷之情,本無可厚非。只是這些人許多都是當時的意見領袖,他們的觀點在當時還是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對于各種激進紛紜的思潮,章太炎不能不有所回應。章氏的態度可謂是旗幟鮮明,且一以貫之。與眾不同的是,他以語言學家的敏感和深厚的小學功力,“守己有度,伐人有序”。比較經典的有對“漢字統一會”的批駁和對“萬國新語”說的回擊為最好例證。因其涉及漢字的地位和改革,故簡述如下。

  章太炎曾發表《論漢字統一會之荒陋》一文,最初刊登在1907年的《民報》上。章氏從三個方面對這一主張進行了駁斥,詳述了日本文字與漢語文字的不同,指出要統一這兩種文字的不可能性,以及強推這一做法的嚴重后果。首先,他從日文與中文的發展源流說起,指出中文日文雖同文但源流迥異, 日文沒有經過中文的系統孳乳傳承, 只是將漢字作為符號而已,所以日本雖然使用漢字,其實只是“皮傅則相似,指實則相違也?!?/span>[6] 可見中國漢字源遠流長,傳承有序,而日本漢字僅得皮毛而已。其次章氏從音韻的角度,指出若用日音,則無法識讀周秦的古文,因此兩者差異巨大,而且字沒有了音,也就沒有了神,沒有了生命;最后章太炎指出日本的如此做法是自不量力,如同:“以賣餅家而制大官之羹劑?!?[7] 章氏給那些“事事崇信日本”的人上了一堂生動的語言學課,同時也指出一些日本人妄想以日本為中心,讓中國、朝鮮“皆其賓從”的別有用心。強調若強行推行日本的作法,漢字將停止自我更新,最終走向消亡。

  對于“萬國新語”,章氏有《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發表于1908年。該文從多個方面對“萬國新語”的觀點進行了回擊。這是章氏的一篇力作,不僅從語言文字理論的角度澄清了諸多混淆的概念,同時也提出了章氏文字改革的基本框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F以幾個主要的論據來說明章氏的觀點。

  章氏從“萬國新語”的主要論據出發,指出“萬國新語” 并未如其倡導者所期待的那樣通行世界,它其實只是源于歐洲的一個小語種而已,在其近親的歐洲尚不能通行,更何況與其差異巨大的中國;再者“萬國新語”的倡導者所認為象形文字代表落后,而拼音文字代表先進,因而中國應采用“萬國新語”的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象形或拼音文字,不是國家先進與否的依據。識字難易,關鍵在教育。章氏分別以日本和蒙古為例,說明“強迫教育”對提升識字率的重要性,而不是簡單地歸結于文字的象形或者拼音。

  然后,章氏從實用性的角度,指出漢字的適用性和實用性比“萬國新語”更適合中國的國情。他指出:中國國情特殊,習俗差異巨大,方言眾多,許多事物無法用外來語言表達。章氏例舉洋人杜爾斯兌氏認為中文的“道”就無法在西文中找到相對應的字表達同樣的意思。實際上今天英語中的“Taoism”即是從中文的“道”音譯而來。另外對于“宣達職志,條鬯性情,”[8]中文要遠勝外文。章氏指出萬國新語作為外來語種,無法準確反映漢語的微妙變化,難以表情達意。章氏例舉眾多例子,特別是用西方人翻譯中文的實際例子說明許多漢字的意思是無法找到對應的外文詞匯而準確表達的。如中文的“抗,提,捽,抱,拕 ,奉,擔,臺,扛”都有“持”的意思,但含義均有細微差異。所以我們不能棄己之長,而取人之短。 這樣做的后果只能是:“若徒以交通為務,舊所承用,一切芟夷?!?[9]

  同時章氏也指出,漢字一音多義,而且中國地域遼闊,方音眾多,如果改用拼音文字,很容易辭不達意,相比之下,漢字的象形兼表音功能,更適合中國的國情。

  為了讓漢字“易能”和“易知”,章氏提出了漢字改革的具體建議,即第一提倡以章草為標準,以利書寫和簡化漢字。章氏將書寫分成三個層面,一是用于書寫典籍,應用隸書;題署用小篆,應急則用草書:“欲使速于疏寫,則人人當兼知章草?!?/span>[10]同時還要嚴格區分書寫與書法,標準草書的書寫不能如張旭、懷素那樣“恣意鉤聯”,而是應當按照《急就章》中的正書,字字清楚區分,沒有聯綿難斷,更不能任情增減,補短裁長,不能隨意拉伸字形。這樣一旦字形有了一定之規,就能減少歧義的發生。

  第二,從漢字本源入手,利用漢字形義相關的特性,方便漢字啟蒙學習。章氏指出要充分利用小篆仍然保有漢字象形的特點,從五百四十部首入手,教兒童漢字啟蒙。相比隸書,小篆更容易為孩子所接受,因為“小篆詘曲,成書反易?!?/span>[11],如日、月、山、水等字,在小篆中都很形象,而隸書已經失掉了字的本義,反而不易為兒童掌握。

  第三,對于漢字的定音,章氏自定了新的注音字母,標注字旁,方便識記。章氏的三十六紐文,二十二韻文,相切成音,成為后世漢語注音的基礎。

  章氏的這些主張,不僅從理論和實踐上有力地回擊了“萬國新語”等謬論,而且對漢字的改革和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與章氏交往頻密的于右任也主張提倡標準草書,并創建標準草書社。于右任曾提出:“改良文字為建國之先決條件?!?/span>[12]的論斷。于氏的標準草書到目前仍為草書的范本之一。在建國后所推行的簡化漢字中,也采用了部分標準草書的寫法;另外章氏的注音方案,更成為后來的漢字改革注音方案的主要參照,這也是章氏為漢字的現代化所做的貢獻。

  有意思的是,章氏的這種以國粹來激動愛國熱腸,保種救國的思想,與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以興碑學來推動社會變革,以及蔡元培提倡的用“美育代替宗教”[13]來改造中國社會的思想,可謂異曲同工。他們都希望從中華民族本體文化出發,來找到救亡圖強、變革社會的真理和途徑。聯想到西方的文藝復興,這也可謂是中式文藝復興的一種方式吧。

  康有為和蔡元培都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功底??凳系摹稄V藝舟雙楫》更是直接取法傳統的書論,只是康氏將書學和新舊交替、政治變革聯系起來,可謂是亙古未有。正如龔鵬程所言:“大概除了康有為以外,我國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論書法,會把它和政治、學術、文學、社會結合在一塊兒的?!?/span>[14];而蔡氏的美育思想,也有濃烈的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色彩。在他看來,古時的六藝,即是一種美學教育,六藝中,除了“數”之外,美學意味稍遜,其余的“禮、樂、射、御、書” 均有豐富的美學意涵,而且六藝之后的漢魏,直至唐宋元以及歷代的歷史文化遺產,“殆無不在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span>[15]

  

  (二)不棄己之長,不攘人之善—書法的傳承與傳播

 

  章氏雖然一生倡導國學,但并不排斥現代思想。這在其論述中,曾多次體現這一觀點。如在1909年《致國粹學報社書》中,就希望國粹學報能夠繼往開來,如果因循守舊,則“弗能使光輝日新,則覽者不無思倦?!?/span>[16] 在1933年,章氏又提出《說文》之學,雖然是“稽古”的必然遵循,但:“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span>[17]可見章氏一直希望能為國學增添新的活力,若不能“光輝日新”,必將難以為繼。值的注意的是章氏對于國學和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的態度,對今天書法的傳承和傳播仍然有借鑒意義。

  章氏不僅重視對民族自身優秀文化遺產的傳承,反對文化的虛無主義,同時特別提倡要獨立思考,不能盲從別人,特別是一些對于一些外國漢學者的觀點,也要分析對待,不能別人說好,則蜂擁而從,別人說壞,則群起而攻之。這些重要的觀點,集中體現在章氏的《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的一文中。此文于1910年發表。 章氏在其中系統闡明了自己對于國學研究的態度。

  在這篇文章中,章氏有三個重要觀點。一是對國學要防止兩個“偏心”。其一是只崇拜別國的學說而看不上本國的學說。對于自己的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采”[18] ;其二是以偏概全,即只了解自己的專長領域,而抹煞甚至詆毀其他領域的重要性和價值,這可以說是對中國文人相輕的傳統的批判;二是要避免國學研究,不是從自身出發,而是跟從西方漢學和日本人“人云亦云”的做法。 如有日本人認為陽明學派好,國內就有人響應;基督教排斥佛教,國內就有人說佛教不好,可是看到日本人也是信佛的,又會轉而說佛教好等等,沒有自己的定見,僅僅聽從對中國文化一知半解的洋人的說法,這樣的國學研究將誤入歧途。章氏強調要從學說自身的特性出發,自心自性,得出自己的結論。即使對于類似佛教權威的說法,也要“要以自己思量為準,不必以釋迦牟尼所說為準?!?[19]

  章氏的第三個重要觀點是要注重吸收別國的優秀文化,既不能自暴自棄,也不能盲目自大,認為別國的學說,中國歷史上都有過。正確的態度應當是 “凡事不可以棄己之長,也不可以攘人之善?!?/span>[20] 

  章氏的這種對待國學客觀求實的態度,在當時“全盤西化”的世風之下,可謂是一帖清醒劑,現在看來也很有意義?;叵氍F實書壇上的種種興衰,次次沉浮,從“少字數派”到“行為書法”等等,以及眾多墻里開花墻外香的例子,不一而足,就可以知道做學問要“自心自性”的難度和價值。章氏提醒我們文化應該有自信,不能跟風逐流,失掉自我。章氏之言,可謂先見之明,發人深省。

  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中的核心。如何讓書法走向世界,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欣賞,是中國對世界應有的貢獻。堅持書法的民族性,不僅不會成為書法傳播的障礙,相反會成為書法藝術的特色和傳播的助力。如章氏所言的漢字啟蒙的教育方法,對今天的書法教學和書法走向世界,也有著特殊的借鑒意義。如前文所述,章氏在自己的漢字改革方案中曾提出,要讓漢字容易辨認,小篆是較好的入門手段,因為小篆能夠讓漢字“稍見本原?!?/span>[21] 這點對漢字啟蒙有特殊意義。因為它符合兒童的學習特點,讓漢字“畫成其物”,能夠讓孩子“踴躍歡喜”,使學習就像出游一樣,而比較容易寓教于樂。另外利用漢字形義合一的特點,也能提高識字的效率,如:“ 但知魚、鳥二文,則凡從魚之字,不為魚名,即為魚事;從鳥之字,不為鳥名,即為鳥事??梢砸獯Ф鹊弥???v于假借未明,本形本義,思則過半?!?/span>[22] 這一說法,在許多國內外的漢字教學實踐中,已得到了驗證,成為行之有效的漢字入門的方法之一。

  如近年流行于西方的一本介紹漢字的暢銷書,《給孩子的漢字王國》,即是從漢字的本源入手,結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從而讓看似艱深繁難的漢字變得生動有趣,受到孩子和漢字愛好者的歡迎,甚至被譯成中文,引入國內。該書的作者,是瑞典的漢學者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 )。她曾在北大學習漢語。但是她的漢字啟蒙卻是在瑞典。在介紹她的老師,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教授漢字的啟蒙方法時,她也提到,高本漢也是從漢字的本源和結構解析,開始他的教學的,讓學生了解漢字最初的形式和來源,因此高氏的漢字教學讓漢字“變得活生生的。容易理解?!?/span>[23] 漢字的這些特性,也讓高氏本人充滿了對漢字的熱愛和無限的青春的活力。

  還有一位著名漢學家,美國的梅維恒[Victor H.Mair],也曾提到漢字之美。認為即使不識漢字,也能感受到漢字的大美,并且認為這在西方已是共識。他注意到漢字:“是高度視覺性的。這樣,漢字就和書法有一種親近感?!?/span>[24] 并且能夠體會到當書法家在寫與木、水、山等有關的漢字時,能夠將自然之中的木之蒼虬、水之靈動、山之肅穆賦予這些漢字。對那些視覺特征不是很明顯的漢字,書法家也能夠通過字形變化,將自身的情感賦予這些漢字。他特別提到這是漢字獨有的特性。其他文字,如阿拉伯文字、羅馬文字等雖也可以表達情感,但都達不到漢字無拘無束的程度。

  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漢字本身形義合一的特性,在這里沒有成為理解的障礙,而且成就了漢字的生命與活力。倒是我們自己的漢字教育割裂了漢字演化的血脈聯系,活生生的漢字往往成了機械的記憶,已沒有多少人能夠了解漢字的本來面目。從《給孩子的漢字王國》一書,即可見一斑。一方面漢字蘊含的美能夠激發一位外國人寫出這樣一本風行西方的書,另一方面,作為漢字的發源地,我們需要翻譯這樣一本書來告訴我們的下一代漢字之美。章氏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其實,從書法學習的角度,由篆書入手,也不失為一條捷徑?,F在的書法教學,多數是從楷入門。在許多人的心目中,“真如立,行如走,草如跑”的觀念根深蒂固。因此很多人認為書法學習從楷書入手是不二法門。習書從楷入手固然有其優勢,因為楷書容易辨認,也利民用,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從楷書入門也有其弱勢,相比篆書,其筆法比較復雜,結構不易把握,線條也更為多變,初學時往往顧此失彼,難于兼顧,不易見到成果而喪失興趣的和信心。而且楷書名家眾多,各有千秋。唐楷是楷書的巔峰時代,也是學習楷書的主要取法方式。但是唐楷濃重的形式感,可能會影響初學者的書寫習慣。特別是一些書法教學書籍,往往以畫圖的方法來描述楷書的筆法,容易讓初學者形成描頭畫腳的不良習慣,對以后的行書和草書學習形成困擾,需要用很多時間來“解散楷法”,形成新的書寫習慣,這是非常不利的。相比楷書,由篆書入門的難度在于篆書需要先過識篆這一關,可是一旦過了識篆這一關,篆書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首先,篆書的筆法簡單,藏鋒圓起圓收是篆書的主要筆法,相對容易做到;其次篆書的線條簡單,提按較少,容易處理,比較容易讓人體會書寫感和流暢性,特別是寫大字時,若能配合呼吸,則與中國的氣功暗合,這些都能增加學習的興趣。而藏鋒和運筆的良好習慣,會給今后的行草書學習,打下很好的基礎;再次篆書的結字以對稱為主,布白勻稱,相對容易把握;還有篆書圓融和高古的氣息,散發著古色古韻,對提高書法的審美眼光很有幫助;最后篆書很具裝飾性,不論是單個字或多字很容易組成扇面,斗方和對聯等多種小品形式,這對于提升初學者的興趣和信心有很大的幫助。而這在書法學習的初期是至關重要的。

  其實在書法學習過程中,對篆書的學習一直有獨特的地位。如傅山主張書法學習應直接從篆書入手:“不知篆、籀從來,而講字學書法,皆寐也?!?/span>[25]  又說“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寫到妙境,終是俗格?!捌渥?、隸得意,真足吁駭,覺古籀、真、行、草、隸,本無差別?!笨梢姼瞪接X得從篆書入手,最后方能夠融會各體,直至妙境。

 

  注釋:


  

  [1] 章太炎:《小學略說》,《國故論衡》,第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 中華書局,1979,第215頁

  

  [3] 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至演講》,《演講集上-章太炎全集》,第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 康有為:《大同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6頁。

  

  [5] 傅斯年:《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新潮》一卷三號,1919。

  

  [6] 章太炎:《漢字統一會之荒陋》,民報,1907年第17期。

  

  [7] 同上。

  

  [8]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太炎文錄初編》,第35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9] 同上。

  

  [10]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太炎文錄初編》,第35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1] 同上。

  

  [12] 于右任:《標準草書與建國》,《草書月刊》,1941年第一卷,第4期。

  

  [13]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6期。

  

  [14] 龔鵬程:《康有為的書論》,《書藝叢談》,山東畫報出版社,第151頁。

  

  [15] 蔡元培:《美育》,《蔡元培美學文選》,第17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

  

  [16] 章太炎:《致國粹學報社書》,〈〈章太炎學術年譜〉〉,第139頁,姚奠中,三晉出版社,2014。

  

  [17] 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制言》,1936年,第25期。

  

  [18] 章太炎:《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教育今語雜志》,1910年5月,第三期。

  

  [19] 章太炎:《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教育今語雜志》,1910年5月,第三期。

  

  [20] 同上。

  

  [21] 同上。

  

  [22]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太炎文錄初編》,第361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3] [瑞典] 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給孩子的漢字王國》,第2頁,譯者: 李之義,中信出版社,2016。

  

  [24] [美國] 梅維恒[Victor H.Mair]:《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第48頁,馬小悟、劉文楠、張治譯,新星出版社2016 。

  

  [25] 傅山:霜紅龕書論,《明清書法論文選》,第457頁,崔爾平,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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