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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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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發現東方

發布人:發布時間:2019-01-17

 

 

 

一 發現中國

 

16世紀新航路開辟算起,人類近代歷史短短500年間,相繼出現了9個大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蘇聯和美國。這些大國無不是海洋文明的產物,面對大地與海洋的抉擇,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蔚藍色的海洋,大國的興衰演繹了海洋文明時代的輝煌畫卷,卻又將一個問題橫亙在21世紀的人類面前:誰將會是最后的大國?新的大國崛起之路、強國之道又將會是什么?

 

人類用500年的時間明白了一個道理:強兵必先富國,富國更要強兵。歷史上的大國崛起必須以本土工業的發展為基礎,而其大國地位的真正確立,又無不需要一場標志性的戰爭:英西海戰中,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沉沒,背后冉冉升起了一個日不落帝國;普法戰爭加速了奉行鐵血政策的德意志民族的興起;奔向海洋的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海戰中一句確立了對黃土中國的戰略優勢;一戰打擊了德國,孕育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而在二戰前后,就在英法受挫與德國沒落的歷史縫隙中,大洋彼岸的美利堅新世界一舉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一望無際的太平洋與大西洋,見證了世界歷史的興衰榮辱,無盡的海水流不盡西方文明所帶來的輝煌與沒落、福祉與災難,并且將一個史無前例的問題拋在我們面前:500年間西方所確立的競爭、斗爭、戰爭的三爭文明,是否成為人類歷史最后的真理?它能否決定未來500年乃至上千年的世界格局?如果未來的中國有可能成為“最后的大國”,她的崛起是否一定要重走西方文明的老路?滔滔黃河是否一定要匯入蔚藍色的大海,才能一舉登上世界歷史的舞臺?

 

我們可以嘗試著擺脫西方人所寫就的歷史,從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印度人和中國人這些邊緣民族的角度重繪過往500年的沉浮榮辱,他們的故事似乎并不有趣,卻有著異常沉痛的力量。在西班牙統治者抓起璀璨黃金的狂喜中,是印第安民族在西方帶來的疾病與戰火中的呻吟;大西洋上不僅有熙來攘往帶來財富的商船,也有運送黑人奴隸的罪惡之船,只要有些許海浪肆虐或疾病流行,海洋就會成為黑人的墳墓;印度見證了日不落帝國對傳統農耕生活的摧殘,而在遙遠的東方,中國這個長期以來與世無爭的美麗國度,卻被一群鴉片販子雇傭的軍隊轟開了國門……

 

一個國家或許無法選擇自己的興衰,卻可以選擇自己的生存法則。當文化被置于世界舞臺之上,歷史便不再是單一的國別史,而成為彼此關聯的人類史。未來的中國一定會走向世界歷史的前臺,但絕不會重復西方文明的發跡史,被狼咬過后不一定要化身為狼,被大孩子欺負的小孩子長大后,也不應該欺負更加弱小的孩子,強國有道,和平崛起,這是我們命中注定的抉擇。

 

發現是屬于強者的專利,因為強者總是發現弱者,而弱者之所以為弱者,就因為在強者看來,它不能發現自身。

 

面對中國這條古老的東方巨龍,無論是在其騰飛之時,或是在其沉睡之際,來自亞歐大陸另一端的西方人,總是懷著某種復雜而踟躕的心理。古希臘人想象的中國是在遙遠的北方,性情溫和,是從樹上收獲桑葉的塞里斯人;羅馬皇帝以身著中國絲綢為榮,卻又無法避免大臣們對于國庫空虛的擔憂;馬可·波羅筆下的汗八里具有某種朦朧的魔幻色彩,這位身陷囹圄的熱那亞人口述的行紀引發了哥倫布西行到東方的狂熱,世界地圖上真正出現的卻是幾千年來無人知曉的美洲大陸……

 

正當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浪潮席卷歐洲時,在這片大陸西南角的利比里亞,西班牙人衣鈉爵·羅耀拉卻選擇了以苦修的方式向羅馬教皇顯示忠誠,這位戰爭中的勇士一舉創立了以苦修、博學和傳播天主教為榮的耶穌會。

 

和羅耀拉一道創立耶穌會的伙伴中,有一位名叫沙勿略的葡萄牙人,他帶著羅耀拉的期望東渡扶桑傳教,卻聽到這樣的說法:既然中國人不相信上帝,我們日本人也不敢相信。于是沙勿略調轉船頭西區,卻始終無法進入魂縈夢繞的中國,直到距離中國大陸不愿的上川島病逝之際,對于沙勿略而言,汗八里、契丹、絲之國依然是可望不可即的美夢……

 

30年過去了,1583年的一天,沙勿略的繼承者,同樣來自耶穌會的意大利人利瑪竇,在廣東肇慶的街頭悄然出現了。人們一開始將他當成和尚,利瑪竇感覺到了某種不安,他不希望被當成偶像崇拜者,于是他搬出寺廟,改換行裝,成為一頭卷發的西洋儒生,從此“西儒”這個概念,開始漸漸被中國人所接納。利瑪竇不僅將西方科學知識傳入中國,更重要的是,他接續了從公元635年、即唐貞觀九年聶斯托利教傳入西安后,中斷了8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鏈條,從此耶穌會成為中西文明交流的先驅,而中國的開明君主、文官考試制度,連同中國人的審美理想和儒家信念,都是經由耶穌會士傳入歐洲,傳到了伏爾泰、孟德斯鳩和萊布尼茨這些歐洲思想巨人那里。

 

18世紀的啟蒙運動,讓歐洲真正成熟起來,他走出了東方的狂想癥,從今以后,歐洲再也不會癡迷地想象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未知的地域也就是屬于歐洲人的地域,因為歐洲具備了遠洋航行和征服的各種條件。

 

18-19世紀之交,英格蘭向中國相繼派出的兩大使團,馬噶爾尼和阿美士德使團并沒有通過談判通商的方式叩開古老帝國的大門,他們悻悻而歸,卻帶來了東方雄獅行將衰老的信息。1840年,這是中國和西方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年,當英國議會以兩票之差決定去遙遠的東方打響罪惡的戰爭時,結局其實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已經注定了。武裝到牙齒的強盜打敗了疏于軍備的古老帝國,殘夢驚醒后,中國人痛心地看到,就在日不落帝國旗幟冉冉升起的同時,一輪東方的斜陽正在緩緩褪色……

 

勇武的大汗、睿智的孔夫子、開明的君主……昔日這些中國形象,已漸漸消失于西方人的視野當中,戰爭不僅掠空了中國的國庫、割去了它的土地,也將一種深深的文化自卑感植入中國人的精神層面,伴隨著中外戰爭的一系列失利,中國人的心理處于崩潰的邊緣,而西方勝利者俯瞰下的中國,則早已涂上了一層野蠻、落后和專制的色彩……

 

 

二 中國形象

 

1991年,隨著戈爾巴喬夫的下臺和葉利欽的登場,斧頭鐮刀旗變成了三色國旗,一個存在了80年的社會主義大國蘇聯瓦解了。冷戰的結束令西方人一度歡欣鼓舞,西方的自由民主文明似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于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一位日籍學者福山寫下了《歷史終結及其最后之人》,宣稱隨著社會主義的土崩瓦解,人類歷史已經終結,終結點恰恰就在西方市場經濟及其相關的自由民主制度。

 

歷史真的終結了嗎?西方文明真的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后的彌賽亞?10年以后,還是那位福山教授,在目睹了美國主宰下的西方文明種種弊端,尤其是伊拉克戰爭的硝煙戰火后,痛心疾首地改變了初衷。原來人類歷史并沒有終結,雖然兩大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經消失,但這個星球上,關于苦難、戰爭、饑餓和夢想的故事依然在繼續,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里的每一個人都在追問:我是誰?我屬于哪里?我的未來在何方?

 

1993年夏天,美國《外交》寄刊發表了美國戰略學家亨廷頓的著名文章《文明的沖突》,這篇文章徹底打破了中國人的河殤迷夢,當黃色文明試圖匯入西方蔚藍色的海洋時,卻遭遇到了對方斬釘截鐵般的拒絕。亨廷頓明確指出:冷戰之后,人類歷史的沖突將會是不同文明間的沖突,被亨廷頓當成未來潛在對手之一的,正是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同西方實現歷史性握手的中國儒家文明。

 

與其說,亨廷頓的預言是在鼓吹文明間的戰爭,不如說,亨廷頓指出了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事實。在形形色色全球化的鼓吹中,西方人從來沒有忘記過這個問題:全球化究竟是在化誰?美國化或者西化如何才能成功?最終成為統治全球的思想文化?

 

在遙遠的東方,韜光養晦的中國,在默默無聞中走過了4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今日的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并且正在成為全球第一大工廠。中國的崛起引發了西方人驚呼“中國威脅論”,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卻用三言兩語打消了人們的疑慮。這位同鄧小平打過多次交道的“鐵娘子”自信地宣稱:中國不可能成為威脅西方的世界性大國,因為這個國家生產和出口的只是電視機,卻沒有任何獨創性的思想體系。

 

中國究竟有沒有思想?按照西方人的觀念中國人缺乏抽象思維能力,黑格爾說:中國沒有歷史,沒有哲學,孔子只是倫理學家;直到21世紀,在世界思想文化的舞臺上,中國的影響力依然很微弱,但是一些西方思想巨匠卻偏偏對中國念念不忘,法國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曾說過:中國沒有哲學,卻有著獨特的思想;羅蘭·巴特、薩義德……這些批判西方文明的西方人,紛紛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國。為何中國文化具有如此大的魅力?

 

歷史的發展是否只有一種可能?那些未曾發生的歷史,卻往往帶給我們無限遐想的空間。

 

中西雙方500年間的文化交流,中國形象不斷變遷,從大汗、孔夫子、康熙這樣的正面形象再到野蠻、專制與停滯的化身,被反復描述和繪制的中國龍,其實早已成了變色龍。

 

中國曾是西方的烏托邦。當英國大法官托馬斯·莫爾寫下《烏托邦》一書時,由于地理學發展的局限,他的心中還沒有關于中國的概念。然而與此同時,亞細亞這片太陽升起的土地,正在經由傳教士、商人和旅行家的中介,源源不斷地為西方傳來烏有鄉的消息。

啟蒙時代的思想巨人伏爾泰,將孔子視為自己的精神導師,他的住處長年懸掛著一幅孔子像,伏爾泰的許多思想火花,都是在這幅畫像前點燃的。伏爾泰說,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面前,圣經成了一小撮牧羊人編制的故事;他根據元雜劇《趙氏孤兒》所改編的《中國孤兒》寄托了作者本人對于中華文明的贊頌與想往,而在與腓特烈大帝的通信中,伏爾泰諄諄教導歐洲君主們,要努力成為康熙皇帝那樣的明君……在分崩離析的德意志,哲學家伍爾夫因為宣揚中國思想的優越性而被腓特烈一世放逐,而當腓特烈二世用馬車將這位中國通載入皇宮時,中國思想的影響力剎那間達到了頂峰……這段時間,歐洲宮殿里終日懸掛的是清朝皇帝鼓勵春耕的畫面,民間則盛行著中國的空竹游戲,在中國影響下,就連建筑和室內裝飾風格也由巴洛克式的莊嚴轉為洛可可式的精美。

 

中國的神話在繼續,萊布尼茨在同耶穌會士的通信中發現了中國思想的魅力,他驚喜地找到了二進制算術的同盟,甚至夢想著一種以漢語象形文字為基礎的世界語言……中國,就這樣點燃了啟蒙運動的激情,帶給人們將天空之城建在塵世的希望,巴士底獄被攻克了,廣場上矗立起一座理性女神,而她的臉上浮現出的,則是來自遙遠中國的迷人微笑……

 

歐洲完成了對自身的啟蒙后,卻驚訝地發現,過去那個烏托邦的中國原來只是浪漫主義的幻象,中國對于過去的迷戀和對于工業生產的漠視,成為西方現代國家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于是進入19世紀后,中國形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的美麗精神被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打成了鏡花水月,隨著中國操控下的白銀資本體系土崩瓦解,中國的文化形象也剎那間坍塌殆盡。19世紀以后,西方關于中國的描寫,再也沒有了那種心向往之的崇敬感,只剩下悲憫、同情甚至某種發自心底的鄙夷。中國依然是西方所研習的教材,不過卻從正面教材變成了反面教材……

 

 

三 赤字憂思

 

在正在來臨的全球化時代,這個被人們所稱為的后殖民主義時代,是有著不同于第一次地理大發現的殖民主義道路。

 

149210月,哥倫布在經過了漫長的海上航行后悄然登陸,發現了他心目所謂中的“東方之路”。一直到哥倫布1566年去世仍堅信他已經發現了眾所企盼的通往中國的航路——當然他發現的是一塊新大陸。但是問題是為什么他把發現到中國之路看的那么重要?這個問題后面隱藏了西方對東方怎樣的“發現”欲望?

 

五百年后,西方世界第二次地理大發現并開始了新殖民主義的起源。二戰使除美國以外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遭受了嚴重的打擊。當時有人極度悲觀地估計,每個德國人每五年才能得到一只盤子,每十二年才能有一雙鞋子,每五十年才能有一套服裝,每五個孩子只有一個能用上尿布,每三個德國人只有一個有機會躺在棺材里安葬。西方的社會現實,再一次像傅立葉所說──變成了一幅極度令人失望的諷刺畫。

 

可以說,從19世紀中期開始,歐洲資產階級就致力于開以海外新市場,他們在歐洲榨取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過程中形成的道德觀念也促使他們把眼光轉向第三世界,把第三世界作為一個巨大的工廠,為其生產食物、提供資源。

 

歷史進入20世紀中期,隨著人們對現代性的質疑,傳統的西方人文價值遭到了普遍的懷疑,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仰普遍破滅了,資本主義制度搖搖欲墜。美國當代思想文化大師尼爾·貝爾滿懷憂慮地寫下了《意識形態的終結》,驚嘆西方思想的衰落。

 

西方思想家一葉知秋的悲觀是有原由的。因為構成西方近現代工業化及資本主義發展基礎的對全世界的殖民統治走向了終結。工業文明以來,西方的殖民者走遍了世界,在全球建立了他們的殖民統治,從殖民地掠奪的無數財富堆砌起了西方的工業文明,滋養了西方人的優越與驕傲。西方利益的擴張是與殖民者占領的版圖成正比,但戰后新興國家絕大部分屬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整體性崛起,舊殖民主義土崩瓦解,無疑使得西方感到未來一片茫然。

 

事實上,哥倫布對美洲的地理大發現開創了西方現代文明,而戰后第三世界的大規模的工業化運動拯救了現代西方文明,并造就了新殖民主義。冷戰戰場變為經濟市場,西方對世界的把握已經不再僅僅是軍事的方式,而更多是經濟的方式。這是一種代價更小、更為有效的方式。

 

黃金夢永遠是西方人的夢想,不管在本土還是在全球,市場和征服都是一種權力的體現。

 

19世紀初,舊金山還只是個幾百人的小漁村。18481月,發現金子的消息不脛而走,幾日之內舊金山人去街空,淘金者蜂擁而至,淘金狂潮驟起。從1849年到1857年,10萬人共淘出價值10億美元以上的金子。這些金子一半流入舊金山,使它成為當時除倫敦以外全世界最繁華的城市。在淘金熱最盛時,它的城市人口每10天翻一番,整個加利福尼亞的人口在6年時間內從12萬猛增到30萬。

 

思想家詹姆斯·彼得拉斯說:進入20世紀以來,“進步”運動遇到一個悖論:當第三世界的大多數人民在承受不斷惡化的生活水平,不斷增長的社會和個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斷減少的公共服務設施,另一個方面是少數人空前地發財,對這種情況的主觀反映卻只是零星的反抗,持續但只是局部的行動,或者即使是大規模的卻只是短暫的抗議。第三世界的工業化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其工業化運動也是當代資本國際循環的一部分。資本國際循環既有促進第三世界工業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隨著介入資本國際循環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漸導致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出現了嚴重的障礙。

 

    東南亞金融危機表明: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中,發展中國家通過資本國際循環的鏈條逐步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可能性進一步減少。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跌入“發展的陷阱”的現實,對于西方來說也構成了嚴峻而致命的挑戰?!鞍l展的陷阱”盡管出現在第三世界,但同樣意味著資本國際循環的阻滯甚至中斷。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命線”就在于維系資本國際循環的暢通。這就是為什么西方在“冷戰”結束后,要將戰略的重點轉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戰略藍圖——“國際新秩序”的最直接的原因。

 

事實上,地緣政治的國際性誤讀始于19世紀中葉,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把世界主要沖突歸納為大陸勢力和海洋勢力的抗衡,主張海洋國家應該利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把“大陸強權”圍困至死,從而確立自己的霸權。循此思路,德國、蘇聯先后成為英美等海洋國家的假想敵,然后成為真正的敵人。

 

    我們面臨的是這樣一個后殖民時代,但是我們不能再走向閉關鎖國的老路和死路,我們只能在后殖民“中心”與“外圍”構成的未來世界基本格局中,不斷拓展自己的空間,獲得國家民族全面發展的合法權力。

 

有一種說法,內陸國家在中原逐鹿之后,沒有從黃色文明走向海洋藍色文明,從而黃河文明的衰落成為一個時代的表征。在走向西方的藍色文明時,海洋成為了世界的角逐場。然而,在“大國的興衰”和“西方的沒落”的歷史性潮落中,“海殤”的噩夢同樣在世界上延續著。

 

當滔滔黃河與蔚藍色大海相遇時,東西方已經不再是簡單地誰走向誰的問題,而是在整個世界新秩序中,走向東西方文化的真實對話。在中國歷史性重建中,重鑄完整的“中國形象”。催生了中華文明搖籃的西部文明,究竟是怎樣衰落的?它經歷了怎樣艱難的歷程?這泱泱大國之夢難道真的就成為了飄逝的歷史一頁?

 

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一本轟動整個歐洲的書——《中華大帝國史》,作者門多薩描繪了幾近完美的中國形象。然而短短的數百年,這部書的內容只能被重新改寫——中華帝國已經成為記憶里的夢。

 

一千年前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實際上已經宣告了陸上絲綢之路的終結。過去作為中國通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國之通道的西部,在長達一千年的時間里被不斷邊緣化——西部離世界越來越遠,它開始遺忘世界,并被世界遺忘。長江、黃河上游,在以海洋為參照系的時代,無可挽回地變成了末梢。

 

近代以來,內憂外患生發了嚴復的“強國夢”,容閎的“留洋夢”,康有為的“大同夢”,孫中山的“民主夢”,胡適的“西化夢”,將希望和迷惘一起送到中國人的心上。而最現實的莫過周谷城的“馬桶夢”,他認為未來中國首要的事情是——人人都能享受抽水馬桶。這些形形色色的從浪漫空想到具體現實的夢,表明中國人對世界中心的傾慕和無奈,也道出了西方中心和現代中國的邊緣處境。

 

長期以來,西方人對于中國的印象,就是一片落后愚昧的黃土地,就是“搖到外婆橋”的妻妾成群,是秦淮河畔的燈紅酒綠,是女子顛簸在青石小巷的三寸金蓮和男子腦后豬尾巴般的辮子。中國,成了被西方發現繼而窺視隱私的女性,它的氣質是中性的,即使是男子,也不過是作惡多端的傅滿洲博士和肥頭大耳的陳查理偵探。無論黃河如何癡心不已地追逐著藍色的浩瀚海洋,中國就是無法被西方人當成像自己一樣陽光燦爛的大男孩……

 

在西方文明一統世界的過程中,中國成了肌體上的毒瘤或潰瘍。西方人咒罵著這個老而不死的國家,而那些中華文明哺育的子民們,他們的眼神漸漸迷離,他們的頭顱漸漸低垂。一種自卑情結慢慢滋長起來。

 

五四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幫助國人走出了對于傳統和歷史的迷信,從此以后,中國歷史不再可信,只有“吃人”是赤裸裸的真相;孔子是要被打到的,祖先是要經受審判的,中國則是要全盤西化的。

 

拿來主義很快成了中國的時尚風潮。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足以改變一個民族的價值判斷標準,至少,在中國的精英階層看來,中國的線裝書早已抵不過西洋的機關槍,只有抓一把槍過來同樣亂打,國家才有出頭之日。

 

一戰之后,昔日的革新者梁啟超旅歐歸來,僅僅發了幾句對于戰后西方文明的牢騷,夸贊了幾句中國文化,便被斥為玄學鬼,引發了一場科學對于玄學的論戰,最終科學的勝利也決定了這個國家今后一個世紀的發展方向。

 

我們一度做著美夢,想著自己可以擺脫罪惡的文化,投入西方文化懷抱之中;一覺醒來,我們卻發現西方和我們一樣,都掙脫不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搖籃。在一睡一醒之間,時光已過去百年,這一百年留下的文化赤字卻是如此驚人:

 

根據在國家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作的調查統計,20世紀中國翻譯了西方大約106800余冊著作,而西方翻譯中國20世紀著作僅僅幾百冊,其中翻譯較多的是王國維《人間詞話》等,而20世紀末翻譯較多的是一些當代作家作品,其他現代中國學者的著作譯成西文的則微乎其微。

進入21世紀,情況沒有任何改觀。在2002年第九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國內出版社引進和輸出版權的比例大約是8:1,在第54屆書展20余萬平方米的展出面積中,中國圖書只占786平方米,不足百分之零點四;參展的34萬種圖書中,國內圖書只有4610種,僅百分之一點三七。據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出版物進出口貿易存在巨大逆差。2003年,中國出版物出口創匯2469.34萬美元,而進口用匯則達16880.91萬美元。在版權貿易方面,2003年中國引進版權12516項,輸出版權811項,比例是15:1。1995年至2003年間中國圖書出版社輸出版權累計5362項,同期從海外引進版權累計58077項,比例是10:1。2005年,對美版權貿易則是400024。

事實上,除了文化交流的逆差,還有文化交流的落差。根據外研社、上海譯文、中央編譯、對外翻譯公司等出版翻譯情況,翻譯過來的西方的東西舉不勝舉,但翻譯輸出的中國著作卻只是為數不多的唐詩和一些初等讀物。“西方發達國家的大書店中“最多的是‘風水’、‘易經’‘八卦’‘菜譜’,當然還有一些有關形形色色的不準確,甚至是歪曲我們中國現實的圖書,很少有真正深入淺出地介紹中國文化和以西方讀者喜聞樂見的形式和內容出版的介紹當今中國的圖書”。

在不計其數的外國圖書館、書店、博覽會中,中國的書籍和有關中國的書籍又雜。長期以來,我們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一直是“單向透支”,已經出現巨大的文化赤字。經濟赤字往往會引起國家間的爭端,但文化赤字卻沒有引起注意。文化的對話和相互了解很關鍵,任何單維的“獨白”都隱含著文化沖突甚至文化侵略的危險。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今世界,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步步進逼,中國如果不再注意文化的重建,也許會敗在“文化戰爭”上。

 

藍色的海洋依然深邃浩瀚,它不會留意到身后黃河的苦苦追逐,是黃河而不是海洋,哺育了兩岸黃皮膚黑眼睛的人們。我們在上個一百年所欠下的文化債,要用今后數百年的時間艱難跋涉才能償還。然而更大的風險在于:在東方,已經有鄰居走在了我們前面。

 

全球化是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的,至今已經五百年。然而全球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起碼還需要五百年才會終結。參與全球化進程,后發國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西部大開發是在全球化這一全新大背景下進行的。經濟全球化是一場大競爭、一次大較量。全球化必將伴隨著區域化。歐洲經濟一體化、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表明一個社會經濟協調聯合發展的大區域,在全球化的食物鏈中更容易搶占制高點。全球化也激起了分離的傾向,失敗者將遭到無情的排斥和邊緣化。

 

 

四 西部文化深命脈

 

盡管“絲綢之路”的駝鈴仍然縈繞耳畔,國人引以為驕傲,但是,意大利攝影家安東尼奧尼卻從某些斷壁殘墻中,看到中國后院的破敗,看到昔日輝煌的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落后和“大國遺夢”。而中國人在一派神圣民族感情中,已經不再能接受這種洋人對中國一個世紀“強國夢”的刺破。于是,全國憤怒聲討安東尼奧尼,竟然成為70年代初期中國一場大運動中的歷史寫照。那個時代,國人很難心態平衡地看待世界和中國,而又一次背對世界,再也不能面對真實的自我了。

 

當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已經不可能存在真實自我的時候,當后院的落后已經影響到“中國形象”時,中國不再是國中之國,而世界則已開始了新的游戲規則。

 

(一)

 

    翻開歷史畫軸,中國西部地區的大溪文化、大墩子—禮州文化、馬家窯文化、馬廠文化、齊家文化、仰韶文化的影響相當大,西部文化超過了東部的水平。秦漢三國時期,西部的關中平原是政治經濟中心,被稱為“天府”。而漢、唐、元、清幾朝政府,均對西部進行過大規模的開發活動。

 

歷史上西部曾創造了世界上最為燦爛的古代文明。人類歷史上輝煌的“四大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傳統一直延續至今。當商王朝繼承了夏的遺產,將中國文化發展成亞洲諸文化形態中最輝煌的文明形態之際,世界上其它文明的基礎已開始松動。在美索不達米亞,巴比倫人繼承了蘇美爾豐富的文學和立法遺產,卻在從東北部席卷而來的部落民族面前被迫臣服??死锾貚u上,繁榮昌盛的米諾文化逐漸消逝,盡管它的余輝在以后希臘城邦的商業和藝術風尚中偶有回光返照。尼羅河兩岸,法老們的高邁精神只延續了幾個世紀,其后的內憂外患就將整個王國搞得奄奄一息。在最初的幾大文明國度中,唯有中國在混亂騷動的歷史承續中,攜著她日益豐滿的主權和不斷創新的傳統邁向近現代。

 

殷商以來,黃河流域是中國最富饒的地區。秦漢時代,關中土地肥沃,農業發達,號稱“天府”、“陸?!?,在全國經濟中占重要地位,長安氣度開闊,商業發達,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的開端就在長安。

 

盡管張騫出使西域并沒有成功地帶回結盟的締約,但是帶回了“絲綢之路”的消息。絲綢之路從此成為橫貫中國西部和中亞的大貿易走廊。中國也通過絲綢之路西端的貿易,知道了羅馬或羅馬在西亞的領土。在長途跋涉中,張騫還找到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第二條道路——從四川經緬甸到印度的南方絲綢走廊,其后印度從海路把中國絲綢轉運到羅馬。如果說絲綢之路使西方與東方第一次真正相遇,那么北宋時期遷移到當時世界最繁華城市汴梁的猶太人,走的依然是這條絲綢之路。

 

公元前53年,尚武的古羅馬帝國執政官克拉蘇,糾集約近五萬兵力,發動了對安息(今伊朗)的侵略戰爭。然而古羅馬軍隊遭到安息軍隊的圍殲,剩余的6000余眾突圍后輾轉于波斯高原。公元前36年,西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帶領4萬多名將士討伐郅支單于,遇到了這支古羅馬軍隊,將其打敗收編并帶回中國。漢元帝為此下詔將他們安置在番禾縣南的照面山下(今甘肅永昌),建立了中國的“羅馬城”,開始了屯墾衛戍的生活。這支羅馬人,在中國文化中逐漸被同化。

 

著名的傳教士利瑪竇在17世紀發現了河南猶太人。他們長期定居在那里,接受中國文化,同時又保持著本民族的純潔及宗教習俗。這個消息在歐洲引起巨大轟動。

可見處于輝煌時期的中國,具有開放的胸襟和獲取新文化結構的精神力量。如今,這種文化同化的恢宏氣度還能夠再現風采么?

 

西望長安,西部曾孕育了怎樣光彩奪目的文明,曾成就了多少帝王的偉烈豐功!博大恢宏的“漢唐盛世”就以陜西為中心,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領先全世界。唐代前期,西部地區經濟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唐代西北屯田達584屯,西北地區占全國10% 的小農提供了全國90% 以上的“和糴殘糧”。

 

作為盛唐文明象征的長安,其博大的氣概,壯美的景觀,發達的經濟和光輝燦爛的文化藝術,使當時歐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樣富麗堂皇和繁榮的巴格達、拜占庭都難以望其項背,更不用說當時僅是彈丸小城的巴黎、倫敦、威尼斯、佛羅倫薩了。

 

唐代中國對外開放,長安城總人口近三分之一是少數民族和外國人。今天,褐黃色的乾陵古道上,那些當年從四面八方涌入長安的外國人塑像群依然矗立在歷史的煙塵之中,盡管這些塑像的頭部已蕩然無存,但我們仍能從他們風格各異的衣飾上,領略到大唐王朝海納百川的氣象和雍容大度的風華。當大量的日本人、新羅人、驃國人(緬甸)、真臘人(柬埔寨)、天竺人(印度)、獅子國人(斯里蘭卡)、波斯人、大食人(阿拉伯帝國)、拂菻人(東羅馬帝國)漫步在金碧輝煌的唐長安街頭,恐怕要比現代中國人到倫敦和紐約還要驚嘆激動和神思遐想吧?!

 

公元647年,就在玄奘到印度取經返回中國后的兩年,得到玄奘贊美的印度戒日王的帝國被推翻,隨后,印度的各小國進行無休止的自相殘殺的戰爭。曾經具有某種支配地位的印度,逐漸失去了在亞洲的重要地位。甚至因為印度佛經的消亡,還需要從玄奘的漢譯重新翻譯成印度語。

 

    漢唐盛世——世界文明的中心夢。其時中國以深厚持重的文化、寬闊大度的胸懷、開放吸納的精神,成為令人向往的圣地。漢唐時代以其強盛的國力、包容各民族文化的大氣度,當之無愧地成為當時世界的中心,成為亞洲文化的主導。

 

繼漢唐盛世500年之后,中國西部歷史又誕生了“一代天驕”的成吉思汗。這位騎在馬背上的大汗,不僅鑄造了一個堅毅剛強的蒙古民族,而且締造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蒙古帝國。成吉思汗曾對他的兒子說:江河之大,土地之寬,等待我們去占領與擴大。就是這樣的思想激發了縱橫四海、震驚世界的征服欲望。

 

驃悍兇猛的蒙古軍隊滅遼之后又進軍中亞,消滅花剌子模,直抵地中海,占領奧匈帝國,占領羅馬,橫掃歐亞大陸,令歐洲一片惶恐。如果不是成吉思汗去世,如果大軍不是因此而班師回朝,那么大英帝國是否會在劫難逃?而歷史是否會將英倫半島變成古代的“香港”?——盡管這可能是不恰當的類比和想象。

 

    雄悍蒼涼的土地,孕育出開疆拓土的不朽宏愿,激勵起征服占領的高遠大志。成吉思汗——拓展進取的帝國夢。它以生命的沖動、雄性的力量、縱橫的鐵蹄,踏上歐亞大陸,直擊地中海。這種不可阻擋的橫掃千軍的意氣,征服世界的雄心,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然而令人深思的是,金戈鐵馬的征服,畢竟如同大雨行潦,未能真正立足。甚至蒙古軍隊和進駐被征服城池的商人,連統一的流通貨幣也沒有。這說明只有武力的征服,而沒有文明因子的移植,注定了結局只能是得而復失。

 

歷史是由無數的遺憾所構成。隨著大唐王朝的壽終正寢,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出演了三千年主角的長安以及八百里秦川,喪失了它不可動搖的文明中心的顯赫地位。而蒙古金戈鐵馬的征服,畢竟如同一夜曇花,轉瞬消失了。這種包括氣候、山河、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衰退,使西部的輝煌逐漸成為飄逝的夢。

 

西部在數千年的深厚傳統和久遠盛名之下,日益顯出僵化保守和停滯不前,漸漸失去進取精神,失去競爭意識,失去那種大氣磅礴的創造力。

 

大夢最終失落了。它是怎樣失落的呢?為什么中國夢不再有漢唐氣象和高邁廣闊的大國聲調?不再有高原蒼勁、剛毅、氣吞山河般的雄壯呢?

 

幾千年的歷史風塵和漫漫黃沙中淹埋著西部人無數個大國之夢。淹埋在黃沙里的大國夢像種子一樣種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里。

 

(二)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長期困惑歷史學家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國都要從西部不斷東移?其中有什么內在的原因,而且造成了中國國運怎樣的變遷?今天,人們談到西部總有一個“廢都”的影子。難道歷史上的西部就是這副尊容?

 

    中國國都遷都的歷史進程,與氣候、經濟和政治變遷的關系極大。

    唐代中期之前,關中一帶氣候溫和濕潤,歷史上的八百里秦川,水脈縱橫,山嶺蒼翠,長安牡丹聞名天下,而從長安到潼關的各種人工漕運,則是中國西部人的杰作。西部氣候生態有一個逐漸惡化的過程。在五千多年的歷史時期,中國出現過四個氣候寒冷期,最低溫度出現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恰好與北方游牧民族幾次大規模南下中原在時間上吻合。第一次是西周后期北方狄族人的大舉南犯,第二次是魏晉時期的“五胡亂華”,第三次是契丹、女真、蒙古人的連續南下,第四次是滿洲人的入關。驍勇強悍的游牧人入主中原后,游牧文化對農耕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斷裂性的打擊。

 

經濟中心的轉移有著諸多內在原因。由于中原戰亂不斷,秦漢兩晉時就有不少人紛紛遷往江左,促使長江流域經濟文化發展迅速。唐宋以降,北方戰亂,人民紛紛南遷。南方較少戰爭的破壞,海上貿易也有較大的規模。到了宋代,東部經濟逐漸超越了西部,明清江南經濟的發達更是超過前代。近代中國接受西方工業文明,是從東南沿海開始的。近代工商業、新學、近代政治運動也由東南諸省和海外華僑社會中發軔,逐漸由南向北、由東向西地向內地推進延伸。

 

政治中心的東遷導致西部文化氛圍進一步蕭條。國都從長安遷到洛陽最后遷到了北京。中華民族始祖來自西北,炎帝族原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進入中部,黃帝族原居西北方,后漸移至中部地區定居。周興起于渭水一帶,定都鎬京(今西安西北),而周平王為避犬戎,遷都洛邑,周室從此衰微,春秋戰國時代開始。秦自西北統一六國,政治經濟中心在咸陽,漢高祖定都長安,基本上承襲了秦朝的規模及其制度,此后隋唐均以長安為政治經濟軍事中心,關中河洛一帶,繁榮昌盛。宋將京師移到開封,靠近運河干道。而此時,東北契丹、女真等民族興起,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沖突,交往的重點區域由長城西段轉向長城東段,加之運河淤廢、黃河泛濫,關中河洛在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等各方面都喪失了統領天下的地位,長安更名西安,由一國雄都降為一方重鎮。元明清三朝,國都均與黃河中下游無緣。而且,由于指南針開始用于航海,南方海上絲綢之路日益繁榮,逐漸取代了西北絲綢之路的地位。

 

在唐代強國夢的影子中,華清池那奢華綺麗恍若仙境的壯觀景色,而今何在?

有人說文明的衰落如同生物的演化,熊貓瀕臨滅絕,除了人為原因之外,主要因為它的食性太單一,繁殖力太弱,難以適應外界的變化。竹子開花就意味著一次生存大災難。文明的發展也是如此,只有積極汲取新鮮的營養才能免于衰落。

 

輝煌的西部衰落之后,大國子民的心理和行為異樣也許就顯得不足為怪了。如今,血統和身份的遺忘,使得西部人被流放在自己的家園。無論是“老子先前比你闊多啦”的心態,還是挖掘、倒賣文物的愚行,都表明自尊和自信的喪失:

 

陜西的一批膽大妄為的不法之徒為了掩蓋盜墓之私,將新房蓋在古墓上,在光天化日下明目張膽地挖掘古墓,偷竊國寶;

鏟草機轟鳴著將內蒙草原鮮嫩繁茂的青草成片鏟起,為的是賣到日本。伴隨著鏟草機翻卷的是草原的癌癥——瘋狂蔓延的馬蓮草;

精美的筷子和小小牙簽,由中國出口到日本。但誰能將其同大量伐木后引發的長江大洪水聯系起來呢?這里面的沉痛難道不會使我們沉重思索嗎?

 

    西部重要的古城——樓蘭,昔日的繁榮反襯著今日的消亡和瘋狂的挖掘文物丑行。樓蘭的大量的圖騰墓葬,曾長期使用數以千記的參天古木,正是這種對生態的大規模破壞,造成古樓蘭的逐漸衰落。

 

羅布泊,一條流動的河流造就的流動湖泊,因為缺水而干枯。水的匱乏成為中國西部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自然環境的惡化更多的也是人為造成的,今天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迫在眉睫。

 

文化正在變成景觀,中國正在變成“西方人的西部”。今天,創造了驚人文明的古都成為塤聲幽咽的廢都,文明輝煌的過去與今天形成巨大的反差,并衰敗為被西方觀看的前現代景觀。    

 

面對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衰落,西部的歷史需要重寫,文化需要重建。然而路在何方?

 

(三)

 

在失落的文明前面,中國西部夢究竟成為了輝煌歷史的永恒失落還是激發了永恒的追求?

 

提到西部,人們的眼前會浮現出“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旖旎風光,會浮現出“長河落日圓”的壯美奇景。提到西部,人們會想到博大深沉的敦煌文化,會想到錦繡般迷人的絲綢之路;提到西部,人們更會想到長河史詩般的秦始皇陵兵馬俑,想到古代壯麗輝煌的古樓蘭。隨著文化的衰退,這些當年的西部風情和燦爛文明,如同那曾星羅棋布的古湖泊一樣,正消失在漫漫黃沙中,令人不禁深深感嘆。 

 

中國曾經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曾經是人類歷史上最壯觀的景象之一。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13世紀來到杭州,他覺得中國城市令人驚嘆:“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最好最華麗的城市?!逼湟幠F鋽盗繜o不令人驚嘆,難怪當馬可·波羅回到歐洲把他看到的一切講出來時,他被驚訝不已的歐洲人看作是一個說謊者。

 

然而今天的西部已看不到漢唐時期那種威懾天下的雄強氣勢了,文化上已沒有了令整個世界為之傾倒的光芒。經濟上,曾經富甲天下的西部已經同東部有了相當的差距。貧瘠的黃土高原、封閉的地貌、保守的觀念、落后的交通,使得它無法跟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當廣大的沿海地區正在日新月異地朝著高科技革命浪潮邁進的時候,數目龐大的西部農民卻仍被束縛在貧瘠的鹽堿地上,使用起自戰國時代的犁辛苦地耕耘著。在現代工業文明氛圍中,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輝煌歷史成為了人們對過去好時光的一種追念。

 

歷史錯過的機遇,是否會再給國人一次機會?我們能夠把握一次機會,在超越那種封閉式農耕文明思想的同時,超越那種單純走向藍色文明的全盤西化路數,而走向新世紀的文化整合嗎?

 

有人說,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最終取代并終結了陸上絲綢之路;有人說,在以海洋為參照系的文化氛圍中,內陸文明將走向末日。這種海洋文明決定論的思路,在多元文化發展中成為一種武斷的聲音。

 

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并不存在統一的模式,各個民族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現代化之路。在文明衰亡不僅成為世紀性而且成為世界性問題的今天,僅僅將黃土文明的命運做宿命的闡釋無濟于事。在命運的挑戰中,有必要超越性地看清整個世界的發展方向,才不會一錯再錯。

 

我們能夠超越命運嗎?著名軍事戰略分析家麥金萊強調,亞歐大陸是全球最重要的戰略板塊,其中亞歐大陸最重要的戰略位置是巴爾干半島,誰擁有了這座連接歐、亞、非三洲的“世界島”,誰就能贏得整個世界。

 

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克萊因認為,美國開發西部差不多用了兩個世紀,而中國可以實現跳躍式的發展,只需要2040年。因為處在信息時代的中國是從一個較高的起點開始開發西部。

 

西部文明的衰落使中國文明有了內在撕裂。我們只有改變思路,強調文明的整合而不是取代,才能走向文明新生。西部的絲綢之路,并非只有一條,而是有很多條。起碼漢代的絲綢之路就分為西部絲綢之路和南方絲綢之路。另外,唐代還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通過絲綢之路及其它一些渠道,關中成為了萬商云集、世人所朝拜尊仰的一個經濟文化圣地。盡管到了今天,這一切早已不復存在。但我們不妨探索“新絲綢之路”??梢哉f,只有以非凡的眼光和魄力,才能不再躺在古人的輝煌面前,而是造出一條條海陸空的現代“絲綢之路”。

 

我們仍然必須面對這些問題:是否沒有海洋文明就不能現代化?是否大陸文明必然內部殖民?是否相對貧困必然成為絕對貧困?是否經濟發達后必然文化發達?……

 

    費孝通認為:“在開發西部的熱潮下,我們一方面要發展它的經濟,繁榮它的市場,使大西北的發展和東部地區平衡。與此同時,還要保護其自然生態和文化藝術生態的平衡;不僅如此,對于一些已經遭到了破壞的自然生態和文化藝術生態,還要加以修復和再造,甚至重新發掘?!?/span>

 

一個沒有夢的人,是沒有追求動力的人;一個沒有夢的民族,是強大不起來的民族。我們經歷了數千年的痛苦,我們還會做強國夢,但是我們的強國夢將不再是一種美好烏托邦,而是以一種務實的精神,通過對西部大開發進行歷史輝煌的重建。文明衰落所造成的民族心靈痛苦,只有通過民族的全面振興才能消除。

 

今天的中國人,不能再為歷史所陶醉,更沒有必要為文明衰落而悲傷,而是應當聚合民族所有的力量,把再造“中國形象”,作為新世紀中國人的集體意識。

 

今天面對經濟和文化的衰落,西部的歷史需要重寫,文化需要重建,精神需要重振。在夢開始的地方重新張揚起民族的雄風,在承載中國命運的西部整合新的文明。在突破歷史所規定的文明命運時,把新世紀的強國夢堅實地融合在西部大開發的歷史進程中!

     

 

五 全球化語境

 

如何站在一個全球化的制高點上,從全球宏觀高度看中國西部經濟和西部命運,成為決勝西部的關鍵。西部作為中國的廣大腹地,不能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否則,中華民族的團結、國家的長治久安將成為一句空話。西部大開發關系到大中華經濟圈能否形成,關系到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成敗,關系到我們能否在一個“零距離時代”持續不斷地開疆辟土。

 

(一)

 

1991年圣誕之夜,憔悴不堪的戈爾巴喬夫發表全蘇聯電視講話,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和共和國總統等一切職務。鐮刀鐵錘紅旗在克里姆林宮飄揚了74個年頭后悄然降下。蘇聯宣告解體,一個曾經讓整個世界心動神移的超級大國終結了。冷戰的兩極失去了平衡,冷戰結束了。

 

西方世界首腦有些發熱了,眾多理論家紛紛宣布歷史走向了終結,意識形態已經終結,歷史的車輪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西方自由世界體系。……

 

然而,鄧小平不這么看。每個國家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現代化之路。歷史并沒有終結,全球化不是全盤西化,而是各民族的重新整合所達到的新的世界政治和經濟平衡。

 

德國兩位資深記者在《全球化的陷阱》中,將全球化的未來稱作2080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只需啟用20%的人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而80%的人則只是“靠喂奶過日子”。市場和民主、強者和弱者失去了傳統的平衡。資本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它是全球化的開路先鋒。它的出現使民族國家的大門紛紛打開,處置不當的國家陷于破產。

 

哈維爾在哈佛大學的演講的題目就相當怵目——《全球化的禍?!罚何覀儸F在是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文明里。由于不斷進步的現代觀念及其固有的擴張主義,以及直接來自于它的迅速演變的科學,在短短的幾十年內,我們的星球就被一種單一的文明所覆蓋,這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還是第一次——這種文明基本上是技術性的。這個世界傳遞著一些一體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模式。這種單一的世界文明表皮僅僅覆蓋或掩藏了眾多文化、民族、宗教世界、歷史傳統以及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各種態度,所有這些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被它“遮住”了。

 

于是,人們在關注全球化的時候,對新霸權主義問題警惕起來,因為這里面有著深深的歷史和現實原因。

 

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前后,美國主流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就站出來反對新自由主義掌門人弗里德曼,主張實施資本管制;在歐洲、日本都出現了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聲音。俄羅斯、亞洲、非洲和拉美的眾多國家,紛紛陷入了深刻的經濟金融危機。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而競爭經濟的本質則是弱肉強食。人人都想成為市場競爭的強者,但強者畢竟是少數,這個世界流行的法則是贏家通吃。這意味著加入競爭有可能成為強者,也可能被他人吃掉。

 

然而,在這個贏家通吃的全球化中,似乎很少有人考慮過中國在競爭中的位置。

韓國總統金大中的話似乎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當德國記者問他:“你怎樣向你的民族意識較強的同胞解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韓國加強向外國投資者開放的力度?”時。金大中回答:“我將告訴人民:資本沒有國籍。如果我們的商人能自由地去世界各地,那么我們也必須讓世界各地的人到韓國來”。這樣的回答包含深意。

 

應該說,全球化與本土化不應該本質主義化地理解,而是應該充分地考慮各國自身的具體條件。這是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很少有人思考過中國西部開發對全球化進程意味著什么?在全球化時代,中國是否正成為“西方的西部”?必須承認,全球化存在著形式上的平等和實際上的不平等。

 

有人說,加入WTO有可能促使中國東部的西部化。在全球格局中,真正稱得上東部的只有美日歐地區,其他世界各地都將成為他們的西部。如果說中國東部都處于全球化的末端,那么,中國西部怎樣進入全球化?

 

如今東部有海上運輸及與歐洲北美交通的便利,有與歐日韓港臺及東南亞相鄰的優勢,又有經商的傳統,很容易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而西部則只能面對全球化游戲規則中先天存在的抑弱扶強的問題: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轉入知識經濟的軌道,而發展中國家和西部地區還沒有跨入工業化的門檻,發達國家以現代工業機器生產,而發展中國家的欠發達地區甚至還只能依靠手工操作。

 

全球化究竟為中國西部開發提供了怎樣的背景和可能性?在全球化中的中國西部怎樣才能縮小同東部同世界的差距,進入良性的知識經濟發展圈?

 

(二)

 

是西部的人才有問題?孔雀東南飛,其實是西部技術和人才資源流失。教育和人才力量向華北、東部游走,由此所造成的是東部更加發達,而西部更加落后的惡性循環。

 

是經營的思想有問題?東部溫州人賣小商品富了,而陜西人賣地下文物卻窮了。這是為什么呢?

 

是西部沒有進入國際經濟循環圈?沒有高科技產品?網絡電話專家王健虹的經歷發人深?。涸谟耐踅『鐜е木W絡電話進入了創業園。這種網絡電話安裝后能夠以普通市話費用撥打國際國內長途電話??稍诳戳爽F場演示后,盡管幾乎所有人都叫好,但就是沒有一個人肯先掏錢來買一部回去試一試。王健虹說:“正是大多數成都人身上的那股精明和算計的小生產者意識阻礙了他們將事業做大,大家只愿意將資金投入到‘最保險’最能夠立即賺錢的行業里,所以就不難理解為何成都人會一窩蜂地去搞餐飲、服裝、養殖和房地產這些行業,而許多有潛力,科技含量高的新產業卻受到了不應受到的冷落?!?/span>

 

今天歐洲已把貨幣統一起來了。美國更是大到飛機,小到肯德基、可口可樂,其立足點和著眼點都是以全球為基點。他們的每一個目標都是站在全球角度考慮的,而我們一些人的目光就只有半條街那么遠,并且完全是作坊式生產。

 

在全球化時代,觀念的轉變成為經濟發展的前提。加入WTO有助于進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力度,有助于沿海沿邊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到中西部地區開展再投資。加入WTO后,外資零售企業將會大量涌入,會帶來新的經濟模式,注入新的營銷觀念。

 

近年來,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呈增長態勢,其中投資中部地區同期比較增長百分之七,西部地區同期比較增長百分之十五點八六。這表明外商加大了向中西部投資的力度。同時,中國西部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全球眾多跨國公司的高度關注。

 

中亞五國經貿合作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把同獨聯體12國自由貿易區的關系放在優先地位,有利于中國西部的大量產品進入中亞市場,待這一地區形成有能量的自由貿易區、統一關稅區之后,可以更好地參與歐亞乃至國際經濟大循環。這對于中國加入WTO之后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使得東西部經濟帶各有側重,最終達到東西部差距縮小的預期目的。

這意味著,西部大開發已經不再單純是區域開發的問題,而當具有一種制高點式的全球觀,中國整體大局觀,開放性的決勝觀。大開發必然大開放,中國對西部地區在政策上的重大傾斜,尤其是對外商投資提供的優惠政策,必將為外商到西部地區投資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在啟動西部大開發進程之前,中國累計批準和實際使用的外資金額中,西部地區所占比重不足百分之四,如今,中國堅持國外優惠貸款百分之六十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區。

新一輪東西合作顯出了新兆頭——從陜北、塔里木、青海、四川,內蒙等與東部地區合作的項目看,“西電東送”、“西氣東輸”、“西煤東運”、“西菜東供”,表明東西部地區正在優勢互補,共同繁榮。東西部地區都在竭力發揮各自優勢,按照經濟規律和科學規律辦事,共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內蒙古在農畜產品生產和能源、原材料開發等方面具有優勢,又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和煤電轉換的良好條件。而北京、上海,有著科技、教育、人才、信息、資本運作等方面的優勢,這種經濟的互補性表明,東西部地區合作具有堅實的基礎和廣闊的前景。

 

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因認為:中國西部地區占主導的是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并未得到充分發展。但如果發展基于知識之上的新技術,西部的產業結構可以得到進一步優化。在美國,新技術勃興于波士頓一帶的學術機構附近,或者興起于靠近西海岸的學術機構。這對中國西部的啟示是:要在西部建立高水準的大學,并以充足的資源使它們達到世界級水平。

 

西部作為中國另一個“門”,通向世界的未來——西部地區向西開放將構筑以鐵路、公路和航空為主體的交通運輸大通道,從而使西部地區的內外聯系變得相對便捷。這其中,對西部經濟最有影響的是新亞歐大陸橋的開通和大西南出海通道的建設。這是一個大戰略大思路。

 

在向世界的開放過程中,西部所面臨的競爭對手也有些不同。當年東部面臨的是美國、日本、四小龍、東歐等不同層次上的強勁對手,而今天的西部將主要面對中亞、南亞等一些不同特點的競爭伙伴。這一特點使西部具有了一定的區域優勢。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分析中國東西部問題,將西部開發不再看成是區域性開發,而看成是中國整體形象的再造,已經成為有識之士的著力點。

 

全球化是競爭和較量。全球化產生著聚合的力量,全球經濟一體化,將導致一個共同開發的地球村。全球化也激起了分離的傾向,弱者將被淘汰出局。

 

(三)

 

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世界中搶占制高點,對中國西部開發有著重要意義。美國學者認為:“兩個營地”的斷裂線在中國部分十分特殊:“最有意思的線是穿過中國的,把沿海和內地分為兩半”。地區間或洲際越來越寬的裂痕兩邊的人們如何處理他們之間的關系,將是21世紀前期壓倒其他一切國際事務的問題。這些話已經注意到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國家安全問題,尤其是東西部之間的裂痕問題,應該引起東西部人的重視!

 

如果說,中國曾經因為固執地認為自己是世界中心,而錯估世界形勢并飽嘗惡果,那么,今日中國重新確立自己在世界體系中應有的位置,并獲得自己的全新發展理念,不再成為殖民主義棋盤上被隨意撥動的“中國棋子”。

 

從地理位置看,西部地區地處中國西北和西南邊陲,是多民族的聚居區,陸地邊境線長達一萬多公里,與俄羅斯、蒙古、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等14個國家接壤。這種地理位置決定了西部地區在國防、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戰略地位。那橫貫新疆的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和分布于其間的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將中國農耕文化圈與中亞游牧文化圈截然分隔。近年來美國和西方在北約東擴的主要方向上得手后,更感到迂回中亞地區的迫切性,以達到北向壓縮俄羅斯戰略空間,東向遏制中國持續發展勢頭,南向防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抬頭的地區戰略目的,從而在中東地區不斷擴大經濟和軍事滲透,形成所謂“新中亞戰略”。中國西部的外部安全環境更加復雜,形成對中國西北周邊安全環境的重大隱性威脅。

 

從國際戰略研究角度看,可以認為:在全球化的國際新秩序中,中國同中亞各國和各民族的關系成為了一個倍受關注的問題。連接歐亞文明的古代絲綢之路的主要路線和區段就分布在中國西部和中亞地區,中國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國有著漫長邊界,開發西部對促進雙方互動和友好關系成為對外安全戰略。中國同中亞有3000多公里長的共同邊界,彼此之間的民族和宗教跨界因素,中國日益增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威望,都決定了中亞國家積極對華關系的基本立場,并將中國的影響作為地區安全得到多重保障的因素。200075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中塔俄哈吉五國元首會晤,強調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加強地區的經濟合作,從而使中亞的穩定走向區域合作的新階段。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卡耶夫曾將中國比喻為接通走向世界的大洋。

 

從地緣政治看,印度與我國曾有中印邊境之戰,巴基斯坦也因為民族宗教問題而與我國存在某些潛在的矛盾。近年來印巴沖突升級,有可能在中亞爆發新的局部沖突和大規模戰爭。而中俄目前的友好和戰略合作方針,并不能保證明天邊界也是安寧的,更不能保證中俄之間永遠不會出現緊張或沖突的安全兩難。在中印關系中,西藏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中國與印度邊境線長達1450公里。如果西藏120多萬平方公里與中國分離,中國西部邊疆將向腹地收縮上千公里,現在中國的大后方四川就變成了邊疆。而印度可以不費一槍一彈長驅幾千公里,把軍事力量部署到中國腹地。失去青藏高原如此廣闊的天然屏障和迂回空間,戰爭就將在中國內地進行,會對國家安全形成很大威脅。

 

應該說,只有一個強大的中國西部,才有可能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中亞經濟圈,使得中亞安全體制對中國利大于弊,才能實現強國意圖。西部與中亞的安全,成為西部開發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也是決定西部命運的關鍵。多極化的不斷興起與霸權的不斷更替以及中國經濟對海外市場依存度的增高,中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安全也日益依存于世界安全。當今國家安全,已經不是生存意義而是發展意義上的概念,當今中國的發展已經不僅僅是國家內部的歷史運動,而是一種與世界緊密聯系一體的歷史運動。

 

中國國家安全是一個以維護中國發展權和新的世界新秩序的全球性問題。在開發西部中,使中國西部的總體經濟水平不斷提高,消解分離主義的影響,使得現代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西部與內地一體化融合,不僅成為對分離主義的制約,而且成為西部開發中的強國國策。

 

(四)

 

作為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這片土地將是中國建立與歐亞及歐亞大陸經濟圈的中心地帶。經濟增長極的培育,將使中國傳統加工出口型經濟部分轉化為內陸型經濟,從而極大地汲取資源和向中亞輻射銷售產品。

 

在國際事務中,新疆、西藏經濟板塊的建立將對“新殖民”經濟形成削弱和制衡,同時涵有極其深刻的政治與軍事意義。它所提供的國家安全性無疑將是“未來國際政治的一張牌,外交事務的一個謀略,強權政治的鐵絲網,民族利益的安全閥?!庇纱?,探索打通歐亞大陸橋,建立黃金經濟帶,交叉連接經濟走廊,以充分形成對制高點的支撐,將成為長遠而務實的重大任務。

 

也許,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的全球化,塑造了西方文明的輝煌。在五百年后的今天,中國文明在進入現代化的歷史關頭,直面全球化問題,當給自己拓展一條新的道路,一條具有世界性眼光的真正的富強之路。

 

已經開拓了幾個世紀的世界市場,使當今所有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命線”就在于維系資本國際循環的暢通。我們再也不能以各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方式,背離馬克思的根本精神——“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我們再不能沉浸在對自己昔日輝煌偉大的歷史記憶中去重現先前顯赫榮光,也不能僅僅懷著清洗百年民族恥辱的強烈意愿,而只能在充滿內在矛盾和思想悖論的全球化進程中重塑中國形象,走向再創新世界秩序的制高點。決勝西部,成為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問題的重中之重。

中國只能在付出“現代化代價”中參與全球化進程,使西部成為中國新世紀崛起的基點,使西部和東部良性互動,展現“中國形象”的新世紀輝煌!                              

 

 六 文化戰爭

 

我們所苦求著的未必能得到,但我們不珍惜的則必將失去。

 

當中國人沉醉在審父的狂熱中,將以往的歷史視為罪惡予以拋棄之時,我們的兩個近鄰——日本和韓國,卻開始了東亞文化領導權的爭奪。

 

日本這個櫻花之國,通過脫亞入歐成為世界性大國,而其文化身份則堅持鮮明的東方性,如今已經取代中國成為西方人眼中遠東文明的代表。文學上,日本的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通過東方式的細膩筆法贏得了世界文壇的尊重;書法領域,日本現代書法開啟了傳統書法現代化之路,手島右卿作于幾十年前的少字書《崩壞》早已過氣,時至今日卻成為中國書法家趨之若鶩的范本;此外,和服、能劇、浮世繪、歌舞伎、日本料理等等,早已進入西方語言,成為西方人耳熟能詳的語匯……

 

然而,日本并不滿足??脊艑W界圣手藤村新一,就是這樣一個民族主義者,他不惜偽造現場,發掘自己早已埋好的文物,搞得身敗名裂,也要將日本民族的歷史再往前推進幾百萬年,一定要超過中國人的歷史,這一日本考古學的丑聞,卻顯示了日本民族的共識:未來的戰爭不再是流血沖突,而是依靠文化財的國家博弈。

 

韓國人也不甘落后,不知不覺間,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東西都成了韓國的:筷子是韓國的,書法是韓國的,端午節是韓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是韓國的,就連孔夫子也成了韓國的……多年以后,我們的后人可能要去東京欣賞唐朝,去首爾尋訪明代,甚至可能要去日本韓國尋覓早已失落的祭孔禮儀。

 

就連南亞的印度也不甘示弱,宣稱造紙術是他們發明的,雖然印度文字中直到中國才有了“紙”的概念。

 

但是,為什么我們的鄰國不同我們比軍事、比經濟,卻樂此不疲地頻頻開展文化戰爭呢?

 

二戰過后,在美蘇爭霸的全球格局下,中國成為美國在遠東的最大威脅,于是“去中國化”成為必然選擇,日本韓國相繼廢除乃至減少漢字,東南亞各國廢除漢字,壓制漢語,海外華僑的創業史也是一部血淚史,同時也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東亞剔除雜質的見證……

 

今天,隨著東亞文明的復興,人們開始普遍意識到中國文化的無窮魅力,就連西方人也開始推崇滲透了東方智慧的環保主義和生態主義,人類發展的列車走得太快,幾乎快要燃燒起來,只有中國文化才能為它降降溫。然而,中國文化早已在顛沛流離中四分五裂,誰是原產國,誰是輸入國?一片混亂中,我們已經被鄰國搶走了太多先機。

 

文化戰爭正在打響。未來世界的大國博弈,不僅需要硬實力的比拼,更需要軟實力的催化。否則,我們將迷失身份和立場,不知道自己從何處來,也就不知道自己將去往何處。中國,你做好準備了嗎?

 

 

七 交流之路

 

文化的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也從來不是自然而然的。中國人擁有禮樂服人的傳統,遠人不服,絕不征伐,而是反求諸己,修文德以來之。我們的祖先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我們從不強迫別人信我們所信、想我們所想,我們也從不吝惜將自己的一些優點同別人分享。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善于學習的民族之一,我們有遠行求法、異域朝圣的傳統。1500年前,一名普普通通的僧人玄奘就是從長安出發,翻山越嶺,歷盡千辛萬苦到達佛國印度,求來真經,造福后人。取經的過程也是玄奘本人成長的歷程,昔日的僧人歸來后,早已非當日吳下阿蒙,他講經談法,口生蓮花,折服了從天竺到長安的無數高僧。

 

玄奘窮其一生精力,將自己取來的經書譯成中文。寒來暑往,玄奘坐化后,歷史卻同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玄奘的故事成了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西游記傳說,化身為唐僧的玄奘成為軟弱的代名詞,而他所一手創立的法相宗,終因過分拘泥于拿來主義,沒能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最終喪失信徒,日漸衰微。

 

有人說,中國人善于學習卻不善擴張,善于為己之學卻不善為人之學。我們沒有像沙勿略和利瑪竇那樣癡心不改的傳教士,他們在自己國家實力遠遠遜色于中國的時候義無反顧地拋棄了衣食無憂的生活,遠涉重洋來中華大地傳播福音,實踐著渺茫的夢想之旅。

 

然而幸運的是,中國不僅僅有玄奘,我們還有鑒真。這位迄今為止依然被日本民族尊敬的中國僧人,啟發著后人不斷追隨文化輸出的精神。鑒真六度扶桑,幾乎葬身海底,卻終乘一葉扁舟翻越碧波來到奈良城,并將中國唐代文化帶到日本。他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時至今日,從日本的城市布局和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不難看見鑒真東渡的影響。

 

一千年以來,這兩位唐代高僧的遭遇并不相同:玄奘的故事流傳為多種版本,深入到大街小巷成為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相形之下,鑒真在中國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則小了許多。但就歷史效果而言,正是有了玄奘與鑒真兩條并行不悖的文化交流之路,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蓬勃發展的原動力:善于學習,也善于被學習。善于拿來,也善于輸出。利己達人,卻并不強施于人,這也許就是東方和中國文明的獨特品質。

 

 

八 文化輸出

 

如果說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是西方文明一統江湖的宣言,那么亨廷頓所發出的文明沖突論則是多元文化時代的前兆。如何避免文明間的沖突成為世界大戰的夢魘?在當今世界文明沖突與文明內部沖突并存的情況下,中國未來的和平崛起之路,其實并不太平。

 

我們身邊,西方科技無所不在,我們耳熟能詳的是西方的政治制度,美國的薯片、電影大片連同電腦芯片一起成為全球文化中最具統治力的標志。面對這些,中國文化能否主動展示出自身的文化魅力?在未來的文明博弈中,我們要如何判斷自己所處的形勢,又如何做出自己的文化選擇呢?

 

16世紀之前的人類歷史,屬于大陸文明的框架,那時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有的只是國別史和區域史。中國,則成為大陸文明時代一顆最為璀璨的明珠。

 

新航路開辟后,歐洲迅速進入了海洋文明的時代,橫行于兩大洋間的軍艦與商船,相互簇擁著開啟了西方一統世界的神話。海洋的流動性與大陸的停滯性構成了鮮明的反差,中國史無前例的衰落了。然而中國是否一定要追隨西方的角度,去邁向深邃渺茫的東大洋?

 

500年前,正當西方的航海家們探索新的東西方航線之際,一位名叫萬戶的人發明了火箭,這支普通的火箭,劃亮了明朝古老的天空后便流逝無蹤了,然而它卻為500年后的中國提供了某些靈感。

 

50年前,德國著名思想家卡爾·施密特為自己的民族診斷把脈,他說,既然陸地時代已成過往云煙,海洋已經為英美所占有和壟斷,那么,德國民族的未來就不在海洋,真正讓德意志興盛的秘密,恰恰隱藏在天空之上。

 

今天,施密特提出的天空概念已經發展成為太空,人類探索的腳步由橫向改為縱向,動于九天之上成為盡人皆知的現實,而繼美國和俄羅斯之后,中國也已經憑借其衛星發射和載人飛船技術,成為太空俱樂部的第三大成員。

 

太空時代已經初露端倪,它的真正意義在于,信息技術的興起及信息傳播速度空前加快,地球成了村莊,文化的交流早已擺脫了時間和空間的障礙。中國文化找到并確立自己的指紋,也已經指日可待。

 

中國的未來不在海洋,而在太空,天空之城是我們最終的皈依。東方的魅力只能靠東方人才能發現,文化輸出則是中國的必然選擇。面對世界文明的競爭態勢,中國將會通過走出去的文化戰略來告訴世界:中國的和平崛起,究竟能為人類帶來什么?

 

十七大提出了主動“走出去”的文化戰略,孔子學院已經如雨后春筍般建立,中國書法、音樂和建筑藝術,正在吸引越來越多西方人的關注。文化輸出正在成為國人的共識。

 

比海洋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則是我們的心靈。

 

中國,這個參天地之化育而成的東方古國,這個飽經風霜磨礪的偉大民族,將會從歷史的深處走出,以嶄新的文化姿態宣告自己的華麗再生。我們將不再被他人和自己誤讀,不再自卑,不再迷茫,而以自信的心態參與世界文明歷程中的平等博弈,中國和諧-和睦-和平的三爭文明,也將會參與到文明博弈規則的制定與修改當中,“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也許有一天,中國《易經》的這句古老箴言,會銘刻在人類歷史的豐碑之上。

 

作者簡介

王岳川,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論室主任,教授、博導,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所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兼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會長,國際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復旦大學等十所大學雙聘教授。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擔任學術泰斗季羨林先生八年助手。

出版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500余篇。

國學研究著作有:《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文化戰略》,《中國鏡像》,《全球化與中國》,《大學中庸講演錄》,《中國文藝美學研究》,《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君子之美》,《詩言道》,《王岳川講<大學>》,《王岳川講<中庸>》,《中國書法文化大觀》,《書法藝術美學》,《書法文化精神》,《文化書法》,《中國書法簡史》,《中國書法理論簡史》,《書法與文化。  

西學研究著作(包括主編)有:《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文藝現象學》,《藝術本體論》,《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國后現代話語》,《西方藝術精神》,《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當代西方美學主潮》。

學術上主張“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會通中西,中國身份”,理論上提倡強調“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提倡“文化書法”,強調“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致力于中國書法文化的世界化,在世界40多個國家傳播中國文化和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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