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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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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與佛法的本體互動——為《佛法與書法》作序

發布人:發布時間:2019-01-10

 

王岳川

  中國文化史上,書法和佛教在長期的歷史話語中彼此走近——佛教借書法得以廣泛傳播弘揚和普及,書法藉佛法形成經久不息的書經熱潮,大大提升了佛法的巨大影響力和書法的內在精神氣質。大體上說,書法對佛法的普及促進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抄寫佛經、碑刻佛經、書法理論的禪學化。

  抄寫佛教經典是佛教傳播的重要形式,廣大僧人和居士為了表達自己弘揚佛法的宏愿,苦心靜氣地在抄寫佛經中呈現自己對佛教的虔敬之心,并通過書法一絲不茍地莊嚴書寫廣為傳播弘揚佛典,以此日積月累地建立自己的佛法功德。正唯此,歷代僧人居士可謂書家輩出,聲名遠播。眾所周知,王羲之除了抄寫道家經典《黃庭經》以外,還抄寫了佛經《遺教經》,柳公權抄寫了《金剛般若經》,李煜抄寫了《心經》,鐘紹京書《轉輪經》、張旭書《心經》、蘇東坡抄寫《華嚴經》、《圓覺經》,黃庭堅抄寫《文益禪師語錄》,趙孟頫抄寫《佛說四十二章經》,林則徐抄寫的《阿彌陀經》,弘一法師抄寫的《華嚴經》,歐陽漸書《心經》等。真可謂抄經獲得一生佛光普照,而其抄寫的經文則在中國書法史上流傳百代。

  有趣的是,一些佛門高僧則無意于抄經,智永禪師對書法尤為癡迷,終身無意于抄經?!缎蜁V》載智永二十三種帖沒有一種是佛經,反而寫了《真草千字文》八百本送浙東諸寺。這位身著袈裟的僧徒在精神上卻是一位生活在書法世界中纖毫不染的藝術家,他通過不懈地書法追求建立了當時抄經的書法規范。蘇軾《東坡題跋》贊賞道:“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倍鴳阉睾蜕袆t突破唐楷陳法,醉心書法而用狂草表達自己的浪漫書法情懷,其草書將中國書法寫意性發揮到了極致,用筆上起搶收曳,化斷為連,一氣呵成,變化豐富而氣脈貫通,在點畫線條的飛動和翰墨潑灑的黑白世界中,物我兩忘,化機在手,與線條墨象共“舞”而“羽化登仙”。只見:“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走”,“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懷素《自敘帖》)在狂筆縱墨、釋智遺形中,懷素達到了

  精神的沉醉和意境的超越。在懷素之后,著名的僧人書家還有齊己、獻上人、修上人、高閑、彥修、曇林、貫休、應之等,他們高精的書法作品豐富了中國書法歷史長廊。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走向了全面的精神自覺和空前繁榮。在物質文明方面,紙的發明為書法家創造了恣意書寫的藝術空間;在精神文化方面,佛教的傳入,以及儒道、釋、玄的融匯,使士人崇尚清談,寄情山水,為書法的繁榮作了心態上的準備;在書法美學理論上,不少書法家有了理論的自覺,不僅醉心于書法實踐,而且熱衷于書法理論,于是尚“韻”成為一個時代的審美風尚。

  唐代初期,南北文化的交融成為時代的要求,體現在書法與佛法上同樣重視融合南北文化。唐太宗標舉王羲之書法,親自撰寫《王羲之傳論》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馀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唐太宗倡導王字,確乎是初唐書勢斟酌古今、融合南北的審美要求,在權力話語的參與下研習王字成為當時時尚,朝廷忠臣以及眾多經生皆以王子為正宗正脈,社會各階層的效仿王字更是蔚為壯觀。

  唐代以楷書“尚法”名世的書家,幾乎都是朝廷重臣,歐、虞、褚、顏、柳概莫能外。而以草書“變法”而“立法”的書家,卻大多政治地位不高的文人士僧,如孫過庭、張旭、懷素等。僧人的狂草縱筆恣肆鋒芒畢露,通過揮毫構線來抒情達性,形成對尚法書風的互補性,創造的是佛法世界中的書法浪漫情懷,一種充滿個性創造力和藐視前人審美原則的書法力量??梢哉f,在楷書日益強調現實應用功能,并成為一種人人可學的技“法”時,草書卻日益浪漫化抒情化而成為一種天才般的藝術表現。在這種互斥互補的兩極的走向中,我們不難看到中國書法藝術精神的生成和走向豐滿。

  一般而言,唐代僧人秉承時代風尚,佛教、儒教、道教自由發展,各領風騷,故而僧人們多用狂草表征自我精神解放;而宋代僧人則在三教歸一中,回歸儒教的平淡法度,故而多用楷書表明自我回歸法度的情懷;明清僧人生活在在佛教世俗化時代,其書法選擇大體依據自我境界而定,故而在書體選擇上各取所需,風格不一。

  同樣,佛教對書法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歷代佛教高僧為使佛經不毀于兵燹火災而永存,仿照儒家鐫刻《熹平石經》的做法,將重要佛教經典勒石銘刻鑲嵌于寺院墻壁,或在佛門供奉之處建立多種佛經碑文,或鐫刻于深山巨大摩崖石壁之上,或刻于石柱碑版而藏之于幽秘山洞之中,這些書法碑刻佛經無疑對佛法保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至于摩崖刻經,如六朝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北齊水牛山《文殊般若經》、北周小鐵山《金剛般若經》等。這些當年佛教徒運用漢字書法抄經刻石而全力傳播佛法之舉,意在通過抄經刻石達到與布施造寺相同功德善事。隨著歲月的流逝,那些雕刻在石窟、摩崖、石幢上的佛經,已漸漸消蝕了其宗教的內涵,或成為書法的碑帖被歷代書家所臨摹,或作為一種歷史文物點綴著佛教勝地,使得今天的人們徜徉于此而流連忘返。 

  我們在談論書法與佛法本體互動之時,必須注意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佛教的邊緣化是一個不爭的現實問題。當今世界基督教徒有31億,伊斯蘭教徒13億,印度教徒9億,佛教的才3億。加上佛教的世俗化,使得人們不斷在爭論佛究竟是救世界還是救人心?究竟應該在佛經中漸悟還是在生活中頓悟?究竟是關心現實安頓還是來世極樂?在我看來,當世界處在自然生態失衡和精神生態失衡的炎熱難當之中時,我們應把自己的內心變得清涼起來,逐漸使世界變成一個清涼的精神世界。這個世界任何宗教可能都暫時改變不了其世俗化進程,但是通過不斷凈化而改變人心。換言之,佛法和書法不能夠制止消費主義和人心不古,但可以促使人去反省思考人心不古的現實并進而改變這種現實。收入《佛法與書法》文集中的文章,是眾多書法理論家聚集五臺山討論書法與佛法的成果。其中,張生勤《論佛教文化對中國書法的影響》,莊偉杰《寫經書法、佛禪思想與中國文化精神》從正面立論討論書法與佛法的形而上學問題;黃盟《簡論魏晉北南朝書法與寫經刻經的歷史淵源》,何朝波《寫經書法的形態特征及文獻學意義——以敦煌寫經為例》,則進入歷史,說明寫經刻經的歷史淵源,

  以及敦煌遺書書寫形態獨特,蕭散簡約別具新意。毛萬寶《傳教義?積功德?謀生存——關于寫經書法主體動機的尋繹》,對由僧人、書家、發愿人和經生構成寫經書法主體的研究,表明其寫經動機是“傳教義”、“積功德”和“謀生存”。而吳振鋒《寫經書法之“書意”》本文通過在寫經、寫經生和寫經書法萌、生、成過程的描述中,尋繹寫經書法之“書意”流變的脈絡。王元軍《唐代官方寫經書法的審美屬性》對時代背景、階級背景、文化背景、宗教背景等的探討,探明了唐代官方寫經書法的審美屬性問題。朱以撒在《論寫經書法》中認為:寫經書法是書法藝術寶庫中不可或缺的瑰寶,追求一種精神上的寄托,求其心靈安詳,靈舍安頓。熱心事佛,建造寺院,供養僧尼,抄寫經卷便成了他們日常佛事中的一種功課,由此形成了寫經書法的繁榮。

  最后,我想說的是:就書法而言,在家國衰敗之時代書法必呈破敗之相;國家處于上升的大國正面形象時,書法必定要弘揚“正大氣象”。書法和佛法有很多相關之處,但不要孜孜計較于個別的碑文考辨和做詩。當今之時,書法和佛法療救人心或者保持人類精神生態平衡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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