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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文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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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與“標準草書”

發布人:發布時間:2019-01-13


于右任與“標準草書”
 

唐吟方

 

 

    于右任是書法界少有的理想主義者。他早年加入同盟會,積極宣傳革命思想,是國民黨的元老,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長等職。地位雖然高崇,與他在書法上取得的成就相比,就顯得黯然無光了。 

 

 

 

  于右任是20世紀的書法大家,也是“標草”的創立者。如果說他揮寫書法只屬于書法家的“內修”,那么他致力于“標草”的創立及推廣則是“外修”。于右任創立和推廣“標草”的動機很明確。他說:“我國草書歷史之悠長,書家創作之艱難,與歷來推而不行之原因,可以知矣。但以社會需用之迫切,與民族文化所寄托,家有至寶,若不返而求之,非持不能保守,亦且無形退化,非特不能應天下之變,恐將發生極端之動搖,有與所載而俱墜之虞?!边@段話其實很能看出于右任當初萌發創立“標草”的心理中確有保存“國粹”文化的愿望,他希望拿他熟悉的“草書”作為入口,實現他的文化理想。這與于右任早年辦報著文倡導革命實出一轍?!皬V草書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盡文化之功能”。 

 

 

 

  在于右任的眼中,一個民族的書寫方式關系到這個民族的興亡盛衰。他在“標草”自序里這樣說:“文字乃人類表現思想、發展生活之工具。其結構之巧拙,使用之難易,關于民族之前途至切!現代各國印刷用楷,書寫用草,已成通例;革命后之強國,更于文字之改進,不余遺力?!?nbsp;

 

 

 

  20世紀上半葉,知識界中受過歐風美雨洗禮的一部分人,從與西方文化接軌的著眼點出發,提出過方塊字拉丁化的方案。于右任的“標草”參照了世界各國文字書寫的通例,顯然根植于中土,他不同于英美派知識分子提出的將漢字拉丁化的做法,而是采取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方法,把從漢代到民國書家的草書字例,按照“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個原則加以融通編撰。 

 

 

 

  對于“標草”,劉延濤的評價是“為過去草書作一總結賬,為將來文字開一新道路”。但是于右任為之傾注了巨大精力的“標草”,實際上并未出現他料想那樣的結果。于的同時代人包括后繼者絕大部分把“標草”和他領導的標草社視為一次藝術運動。除了標草社成員,當時的書壇少有人去接觸“標草”。其中,有“標草”作為書體本身的原因,即草書本身是否可以作為“正體字”來推廣。于在設計的初期大概已察覺到正體的問題,他命名為“標準”就可察知。他因書寫的“簡便”選擇“草書”,但他忽視了草書在識讀層面上的難度。草書寫起來“簡”,而識讀對一般大眾卻相當陌生,更何況大眾的實用書寫向來有“正體字”的楷書和作為“俗體字”的行書二類,足敷使用,這個原因在根本上影響了“標草”的推行。于右任從草書家的理想出發或許只能做到諸部首組織結構方式、代表符號設計的準確性,制訂周詳細密的操作條例,卻無法化解“標草”書寫的便捷與識讀難之間的矛盾。另外,“標草”推廣同樣面臨著問題:民眾憑什么舍棄正體和俗體,接受“標草”?“標草”既然是有規范的草書,它的推行、使用必然有一定的形式。但這恰恰不是某個個人或社會團體的能力所能及,需有政令的配合。試想一下,秦始皇若不動用至高無上的皇權,統一六國文字的大業能完成嗎?于右任以一個儒生的鴻志,能翻訂“標草”的一整套方案,卻難以取得政府的支持,比如開辦培訓班,推廣“標草”,或者將“標草”方案糅入民國的教育系統。他僅憑借個人的社會聲望及標草社的力量,很難達到他所預期的以“標草”來“發揚全族傳統之利器”目的。如果這樣去看于右任和他的“標草”的命運,的確有點悲壯。 

 

 

 

  阻礙“標草”推廣的還有上世紀30年代后期的日本侵華戰爭,當時朝野無暇關注于右任在文化上的新貢獻,盡管如此,于右任的“標草”在20世紀40年代的遭遇并不悲觀,他一直樂觀其事,堅持推行自己的主張,這從“標草”字帖半個世紀來的連續不斷出版發行記錄可以看到。到臺灣后,于逝世的前一年,重張“標準草書社”的旗幟,其行為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五四”以后儒學解體,知識分子都在探索中國的前途,作為飽受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識分子,于右任自有他的使命感,可以說“標草”是他文化理想的一個化身。雖然“標草”推廣不盡如人意,但是,“標草”作為抗戰時期文化建設的內容之一,應是毋庸置疑的。 

 

 

 

                                                 (本文轉載自《拙風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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